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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了对日本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与上次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日，相隔10年的跨度，微妙地诠释了两国关系意义上的距离感，多少有种“咫尺天涯”的况味。
在此番首脑峰会所达成的诸多成果中，笔者最看重的，便是双方以共同文件的形式，对首脑定期互访做出制度性安排，确认两国首脑除了在国际场合的邂逅性见面外，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专门会晤。此项举措标志着迈出了构筑双边危机共管机制的第一步。只要能确保这一点，便不愁悬案无从进展，便可望避免那种双方作老死不相往来状的最坏情况的发生。事实证明，几乎所有负面能量的聚积，都是在沟通机制被堵死后开始陡然加速的。这方面，殷鉴不远。
回首30年改革史，日本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伸出援手。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翌年(1979年)开始实施，到今年将画上圆满句号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不啻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助推剂。对此，中国人不会也不应当忘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日本也是国人心中“现代化”的典范之一，以日为师没有丝毫的难为情。当年邓小平每每接待日本朋友，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向日本学习”。
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帮助，不仅限于资金、技术的支持，其从经济起飞，到成就经济大国的成功故事本身，对中国来说，不失为重要的借鉴。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仅4年后，日本就超越了西德，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凡40年。这中间，日本不仅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保持了高水准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恰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克服了环境公害问题，彻底告别了“公害列岛”的梦魇，成为举世公认的碧水蓝天的环保天堂。
三十年弹指挥间。改革“而立”的中国，以骄人的成就，终于站在了经济大国的门槛上。但同时亦应看到，改革已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面临亟待启动“后改革”课题。无论是发展的议题、路径，还是推进的“路线图”，东邻的他山之石，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能否在如此节骨眼上，着眼于奥运之年，乃至接下来的“后奥运”年代，强化中日“战略互惠”纽带，并通过两国关系发展助推自身的建设与改革。重谈以日为师，也许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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