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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四川汶川大地震，《联合早报·言论版》14日发表张田勘《汶川地震，科学为何没能走到前面？》一文，推测当局可能为了维护稳定而不发预警，并举出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教训，强调提前预警就会减少惨剧发生。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对于灾前既有科学研究支撑，又有动物异动提醒，但大地震仍一次又一次令人猝不及防地降临，最终造成惨重伤亡和巨大损失的事实，的确会让人本能的产生类似张先生的疑问：科学为何没能走在灾害前面？为什么不及时预警和提示？
疑问实属正常，但张先生由此得出当局为了社会稳定属于预警和疏散的推论，是否无懈可击呢？笔者认为其中至少有三个关键点需要分析。
地震能否预测？
一是汶川地处地震高发区的事实，再加上科学家们对此前弱震的研究成果，甚至辅之以动物异动的征兆，是否足以构成科学的地震预报依据？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全世界对地震的科学预测仍都停留在远期推测阶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报地震发生。汶川处于地震高发区的事实，相信中国的地质科学家和地震部门也好，外国相关专家也好，都是熟谙于心的；对于震前弱震不断的研究，中国地震部门也不至于闭目塞听。但在地质科学研究的层面上，这些研究结论能否充分到预测大地震即将发生？进一步说，能否充分到预报地震发生的大致时段？
笔者和张先生都并非专家，我们都无权下结论。但从国际科学界发布的成果来看，至少我看到的资料都显示，一是没有多少专家能够在上述问题上得出令人普遍认可和信服的结论；二是即使个别预测事后被证明是准确的，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哪个国家政府因准确预测而发起预警、疏散，最终成功躲避地震灾害的历史记载。
张先生所谓河北省青龙县当年成功预警而避免地震灾害的例证，如果有着科学有力的依据，或者能够作为复制的成功案例，相信一定举世皆知，并势必为中国及其他地震多发国家所推广、效仿，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地震专家得出的结论仍惊人地一致：人类还不能预报地震，连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依然。
至于蟾蜍等动物震前异常，中国从古至今虽有不少记载，但迄今为止，仍无法让地质科学界以此为依据来预测地震发生，更无可能准确预报地震何时发生，德国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的金特教授日前就这一问题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二是如果科学研究的部分成果和动物异常征兆等不足以如天气预报一样预测地震，那么政府是否有权据此发布预警并大规模疏散群众？一旦预警和疏散被证明错误，政府是否该承担责任？如果说可以给予政府宁可错报三千，不可漏报一次的预警、疏散权力，于法于理是否成立？如果政府预警并发起疏散，但由于群众的不配合甚或抵制导致行动失败，是否可以由此免责？
科学也有局限
三是张先生关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敢或者疏于预警并疏散的推论，是否不过是在用历史教训来臆测今天中国官方的行为？的确，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反面教训，甚至2003年还有非典爆发的鲜活案例，但中国政府官员是否如不少西方媒体或者张先生推测的那样，仍停留在历史的惯性上不知悔改？他们是否真的如你们臆测中那样，都仍是一帮宁愿地震发生后哀鸿遍野、疲于救济，也不愿震前预警、疏散群众以影响社会稳定的无知、专制官僚？
让科学走在灾害前面，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呼声，但科学就是科学，它的严密性或者说悲剧性就在于：在它非经充分深入的论证而得出无懈可击的成果之前，是不能成其为科学结论的，自然也无法作为决策依据，从而走到灾害前面。
如果我们去追溯，无论是2004年死伤数十万的印度洋大海啸，还是2005年席卷美国南部的卡特里娜飓风，也与此次中国汶川大地震类似：既有历史资料警示，又有科学研究提醒，还会有如中国一样的动物异常，但所有这些，既没有让东南亚诸国据此得出预报结果，也没有让在许多人眼中比中国先进的美国发布预警并大规模疏散群众。
对于政府行为的严密监督和履职尽责的苛求，笔者和张先生一样持积极态度，但涉及到科学的问题上，我们在监督和苛求之前务必谨慎求证。更何况在大灾仍在肆虐，政府和民众正不遗余力地抗灾救人的关键时刻，我们依据不足甚或完全情绪化的指责、抱怨，恐怕不仅不会起到正面作用，相反可能成为灾害的帮凶。
·作者系中国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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