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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震惊世界的剧变至今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曾经堪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就这样轰然倒下了，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空间，也让我们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出路在哪里，俄罗斯何时才能真正地走出经济衰退、社会混乱的泥沼？这些都成了俄罗斯国内乃至世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思考的问题。本文着眼于未来，力求对未来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因素做出准确、客观的分析，希望能以“他国”为鉴，对我国的改革大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一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简要回顾
1992年，俄罗斯选择了“私有化”的道路，受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这种私有化没有采取“渐进式”的方法，相反，当时的领导者接受了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建议采取了所谓的“休克疗法”[1]，妄图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事实却证明，这种激进式的改革方案不但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甚至还激化了旧有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把俄罗斯人民拖入了苦难的深渊。现在，俄罗斯的领导人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身的改革历程时才认识到，经济体制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困难和长期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然而，由于巨大的政策惯性，“休克疗法”的伤痛至今难以抹平。
从1991年俄罗斯出现明显衰退开始（当年GDP比上一年下降9%），俄罗斯经历了连续6年的经济负增长，到1997年刚刚出现复苏迹象（GDP比上一年增长0.4%），1998年8月17日起又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据统计，俄罗斯在整个90年代GDP下降了50%多[2]，截至1998年，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8强，中国的1/2弱[3]。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甚至下降了80%[4]，约有6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物价上涨了6000多倍，很多人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俄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也十分严峻，俄罗斯现在的负债率极高，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使国家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资本外逃现象却极为严重，基本每年都有200亿美元左右通过“地上”和“地下”的各种途径流失，这对原本资金就十分短缺的俄罗斯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经济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社会失业率急剧上升。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20%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60%[5]，而这种差距多数是由于少数人利用手中特权产生的，这种收入的不公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也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黑社会组织的猖獗。俄罗斯的政局也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反映了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使经济趋于恶化[6]。
总之，1998（包括1998）年以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道路可谓是荆棘丛生，这种状况直到1999年才有所改观。1999年俄罗斯的GDP出人意料地增长了3.2%，达到44760亿卢布，这种增长势头使一些人相信，俄罗斯经济将要走出低谷。随后两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点，2000年和2001年俄罗斯GDP分别增长了77%和57%，实现了连续三年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很多专家学者就此下了断言：俄罗斯经济的潜能已经开始释放，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俄罗斯将在10～20年里重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只从量上来推断是不够的，如果经济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的话，那只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事实上，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对俄经济形势有了总体的把握后人们就不难发现，俄罗斯前方的道路并非坦途，还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呢？下面我们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在很多方面都有特殊性，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因素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既有老问题，又有新问题，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在这里我们只谈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阻碍比较大的因素。
（一）制度因素分析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里，制度是被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的，要么假定制度是既定的，要么假定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为零，这里还暗含了一个假定，即信息是完全的。在这个框架下，就不能解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新古典模型对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问题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则应该已经大功告成了”[7]。因此这种不切实际的假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新制度经济学则主张把制度因素作为主要的因素处理，它认为，任何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都有它的制度解。正确的制度构建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诱致性制度变迁”，它以自发性、逐利性和渐进性为主要特征，其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另一种叫做“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以自觉性、强制性和快速性为特征，其主体是政府，所以采取的是行政命令、法规等“自上而下”的方式（俄罗斯的情况无疑是属于后者）。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正是这种博弈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制度特征，但是博弈的各方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要这种变迁的收益大于自己要付出的成本，这个利益集团就会努力促成这种变迁，但同时由于信息是有限的，信息的传递也是有噪音的，人又是“有限理性”的，所以他们的选择虽然符合自己的（有限）理性，但是却未必符合社会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有可能出现对某一集团有利（在俄罗斯可以看作是垄断利益集团），但是却对整个社会不利的制度选择。更重要的是，根据以诺斯为代表的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旦人们选择了既定的制度，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加以改变，即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某种制度明明是无效率的却还能维持下去的原因）。另外，新兴的演化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制度的初始选择很重要，制度一旦确定，便会进入到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中去，从而“锁定”自己。
从改革的绩效角度来看，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改革无疑是失败的，至少我们不能叫它成功，它给某些利益集团带来的好处是以惨痛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其社会总体福利是下降的。俄罗斯所进行的这种制度变迁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俄罗斯要想走出“锁定”状态，重现昨日的辉煌，短期内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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