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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在广西柳州市的柳江东岸，有一片专为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建的住宅小区，名为河东苑，这里地价居全市最高之列。一些外地交流到柳州的干部也买了河东苑住房，群众对此议论纷纷：交流干部在原地都有达标的房改房，有些人在柳州工作两三年又被提拔或交流到异地（这套房子不退），在新单位又成了无房户，而新单位必然又要为这些领导解决住房。他们到底有多少套房子才算是有房户？难道任职一方，就要在一方占有一套住房？（3月28日《人民日报》）
“任职回避”实行已经有好些年了，但通常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好处———防范官员搞裙带关系，避免地方拉帮结派，更有利于官员摆脱人情关系，开拓新局面等等，却没有更多思考其可能存在的弊端。上面这则新闻，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观察角度。
这些年，实行“任职回避”的队伍日趋庞大，这个逐渐庞大的“走官”队伍，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首先，“走官”到一地任职，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往往官员到任一地，就先准备一套房子归于其名下，下任官员到来，又得准备一套房子，这就经常出现诸如柳州市一样的现象，“走官”到一地，就多一套房子，几任下来，各地都有了房子。其次，“走官”到一地后，当地要为官员的妻子安排工作，甚至要为其子女安排工作，如此才能让官员工作安心。
庞大的“走官”队伍，带来的社会成本还远远不止这些。这种异地人治理的模式，使得民众对他们不容易产生亲切感，存在一定的隔膜，不利于官民关系的融合。而“走官”的任期有限，他们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当地不存在深厚的感情和道德上的背负，为追求政绩，往往容易做出短视的行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近年来，一些地方劳民伤财兴建大广场、大市场和上马大工程，完全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与民众的感受，与“走官”不无关系。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一个公民要竞争地方行政长官，首先的条件就是必须是在某地生活一定时期，具有该地的市民资格，以确保民众能选举产生合适的领导人，也让领导人能体察当地民情，受到当地道德和民情的制约。
鉴于一些地方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官员拉帮结派形成“关系网”危害民众利益，“任职回避”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我们仍然要权衡“任职回避”的利弊，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一是减少“走官”的数量，让一地党政主要领导人实行“任职回避”，而政府部门领导人不实行“任职回避”，以减少行政成本；二是在减少政府部门领导人“任职回避”的同时，加强实行对司法机关领导人的“任职回避”，毕竟，当行政权力倾向于“地方保护”时，可以凭借司法权力予以制衡；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让地方的司法权力能摆脱行政权力的人财物的控制，立法权力能对行政权力产生有效的监督，让权力相互监督与制约。假如权力之间能有效地平衡，防范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与“关系网”，我们就不需要在官员本身的籍贯上做更多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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