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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从短期政策来看，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新京报》3月23日报道）
在我看来，务工收入过快上涨并非政府保护的结果，而是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的结果。过去，即使政府想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难以做到；今天，即使不希望农民工工资水平上涨过快——使现有的高速增长模式维持更长时间，也同样难以做到。因此，缓解通胀压力，靠抑制务工收入来实现，不论如何都不应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作“赌注”。况且，农民工的纯良本质，并没有“得罪”物价涨幅，这点有必要厘清。
应当看到，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固然很重要，但是加大农业的补贴力度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并不矛盾。价格上升与农民工的工资增加，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不明显，不能说是农民工收入上升了物价才飙升。就像有专业人士说的“钉子户推高了房价一样”，这种片面的定夺是有失偏颇的。同样，农民工收入增长成了通货膨胀的“替罪羊”，这样的说法亦站不稳脚跟。
只要我们稍加细心梳理，务工收入过快跟通胀压力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连续几年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从来就没有高过GDP的增速，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收入其实已经被盘剥了一层，积攒下来的真的不多。以珠三角农民工的收入为例证，平均年收入大约在12000元至15000元之间，折合美金为2000美金左右，属于联合国刚刚脱贫的标准，就算他们的全部收入有一半用于消费，两亿农民工大约消费为2000亿美金或14000亿人民币，而我们各级政府的吃喝招待一年是多少呢？2007年的数据我们还没看见，但肯定比2006年的3600亿增长不少，两个数据一经比对，究竟是谁有能力推动通货膨胀，一眼便可识破。
可以预见，目前的通货膨胀可能有进一步继续恶化的倾向，我们应该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予以解决，而不是拿农民工收入的切身利益充当“挡箭牌”。真正要降低通货膨胀，首要问题是抑制经济过热，而抑制经济过热的根本是抑制投资，不能为了投资来加快发行货币。要抑制投资，则有两个趋向：一是把国家大型基建项目延缓，坚决禁止各级政府兴建楼堂馆所；二是严格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有效剔除房地产泡沫。真正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通货膨胀率方能下降。
不该忘记温家宝总理说过的一句话：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讲是非常难过的一年。如果是面对真正的国难，需要两亿农民工舍身卫国，我相信广大农民工像我一样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工资是增是降根本不在话下。可是，问题在于，他们面对的不是国难，他们面对的是掠夺和不公，而这种掠夺和不公又被赋予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不免让笔者想起老祖宗的一句话：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一言以蔽之，倘若用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来降低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样的“政策”理当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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